一个英国女孩抱怨北京的雾霾，似乎并没有什么新鲜。不过Laura Gillhespy的抱怨理由稍微有点不同：人们戴着口罩，让她看不到说话的嘴形，她经常不得不要求对方把口罩摘下来，才能进行对话。

　　Laura患有一种听力障碍，很难听清楚高频的人声，必须依靠助听器和读唇语来沟通。尽管预想到了不少困哪，在大学读法律学位的她还是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申请来中国实习，也如愿以偿地来到北京。

　　在北京，Laura自然面对着双重的语言困难，一是听清别人说话，二是听懂别人的汉语。实习的机构为Laura提供了普通话课程，学起来可并不容易，她将中文字和发音写下来，与发音相似的英文词对比，这样可以让她在发音嘴形上更标准。Laura学普通话的另一个挑战是重音字和四声，这方面，她只能通过上下文语境来推测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听障人士使用一套自有的手语系统，和英国的手语差异很大，也给她带来了不少麻烦。

　　学习普通话期间，老师对她说的一句话，让她开始意识到了自己面对的特殊环境。

　　“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有残疾的人。”

　　"You are the first person with a disability I have met."

　　Laura随后渐渐明白，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并不罕见。中国的残疾人往往是被专门和其他人分隔开来接受教育，在普通学校长大的中国人，很可能与残障人士很少接触，在遇到残障人士的时候，他们有时会觉得害羞或者为难，有时会干脆避开。

　　让Laura觉得更尴尬的是，她并不是所谓真正的“聋哑人”，而只是有听力障碍，但普通中国人对她同样好奇。他们对“听力障碍”没有概念，所以很有试探的兴趣。有人会在Laura解释自己的情况时惊呼：“但是你可以听见我说话啊!” 有人则直接管她叫聋哑人，以为她听不到。有一名工作时的女同事则把嘴巴蒙住，想测试Laura的反应，因为她不相信有读唇语这回事。

　　一些好奇的人也向Laura提出一些问题，按她的看法，这些问题在英国会被认为不太恰当。其中包括“你为什么会残疾?”“是不是你妈妈怀你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有时Laura还会直接被人叫成“残疾”(the disability)。显然这样的称呼也让她不开心。

　　尽管面临这许多挑战，但Laura随后在文章中写道，她在中国的经历总体来说是正面的，文化差异反而让她能够更多地正视自己的听力障碍，并且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更加自信地说出自己的问题。她也认为，尽管很多问题依旧存在，但许多中国人也对她热心相助，这说明中国正在迅速地向一个更多元和更包容的社会发展。

　　导盲犬

　　在这篇中国生活手记里，Laura不止写了自己，也写了她遇到的中国残障人士，描述了他们生活和工作上依旧存在的障碍。她探访了一家为残疾人寻找工作机会的组织“一加一残障人文化发展中心”。这个中心的不少成员告诉Laura，他们觉得自己被社会隔离在外。

　　Laura还表示，自己听说中国政府对企业给出了雇佣残障人的名额规定，但不少企业只是雇佣几个人应付检查，却不让他们上班。

　　与Laura的听说相比，许多英文媒体的报道得更加切实一些。2016年2月，《纽约时报》报道了一起导盲犬被盗的案件。报道中被盗的导盲犬乔乔属于盲人按摩师田凤波，它是北京登记在案的10条导盲犬之一。在大连中国的导盲犬培训基地，工作人员称全国的导盲犬还不到100只。

　　据估计，中国的视力残障人员共有1700万，最新数据显示服役的导盲犬只有一百只，虽然目前在大连、上海和郑州建立了导盲犬培训中心，但仍然属于初级阶段。

　　报道提出，导盲犬在中国依然无法进入许多公共场所，虽然2012年法律就已经规定它们进入的权利，但实际操作中依然困难重重。

　　报道还形容说，在中国许多地方盲道建设看似完备，却很少见到有人使用，而许多公共建筑至今没有供轮椅上下的斜坡。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对此有一段犀利的评论：

　　“我们在国外的街头上会看到残疾人不少，在北京街头上却看到残疾人不多。一定得意识到：这不是我们的光荣，这是说明我们的交通、公共设施不利于残疾人像普通人一样活动。”

　　找工作

　　另外一个一眼看不见、却人人皆知的问题，是残障人士的就业。《华盛顿邮报》在另一篇报道中称：

　　对于中国的残障人士来说，失业依旧是个严峻的问题。权益活动家们以此对比中国发展迅速的经济，更觉无奈。

　　Unemployment remains a daunting problem for China’s disabled. And it is frustrating for activists who point to the nation’s booming economy.

　　《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权益活动人士李震(音译)来自内蒙古，他认为对中国大多数人来说，残疾人的工作权利是个陌生的概念：

　　“人们会这么想，即便一个大学毕业生都不能找到工作，为什么要给一个残障人工作?”

　　“People think, even a college graduate can’t find a job, why should a disabled person be offered one?”

　　然而，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及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截至2010年末，中国残疾人总人数已超85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比例的6.34%。这其中，处于就业年龄段(男16-59岁、女16-54岁)的残疾人近3200万，农村2400多万，城镇770万。

　　而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赖德胜在《2013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中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全国城镇实际在业残疾人数为444.8万，农村就业人数为1770.3万，其中1389.9万人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政府保障残疾人就业的机制则是这样的，一项安置残疾人就业的政策规定，若规定领域的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定比例，将按其差额人数全额征收保障金。而企业弱按照规定比例聘用残疾人，则可以免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安置残疾人超过在职职工人数的25%，更可以减免土地使用税、房产税、企业所得税等。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政策，2016年5月1日起，在促进残疾人就业方面将实施增值税优惠政策，对安置残疾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都会按安置人数退税。

　　但很多企业的实际做法，跟Laura说的一样，为了达到国家规定的残疾人就业比例，避免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它们会给残疾人发一定金额的工资，但不提供实际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残疾人保障金的收支和使用管理状况也并不太透明。许多国内媒体的过往报道称，残联对残疾人的职业培训也经常流于形式。艾声助听器

　　《华盛顿邮报》援引的意见认为，中国残疾人就业困难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情况，比如是中国相关非政府组织未能有效运作，另外一点则跟Laura文章里的情况有关——社会污名化(social stigma)。

　　武汉大学法学专家张万洪分析称，企业不想雇佣残疾人的原因，一是认为他们会带来额外的麻烦，而是担心残疾人会损害企业形象。

　　残障人士想要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显然也会更加困难。《华盛顿邮报》认为，他们采访到的Steven Zi是个难得的例外，他现在是一家投资咨询公司创意总监。Steven Zi从小罹患成骨不全症，身高和儿童相仿，出行只能依靠轮椅，他在采访中表示，残疾人想要努力取得他的成绩非常难，许多人面对着就业困难，只能选择呆在家里，他们真正的困扰在于内心的自卑感，让他们不敢走出庇护，挖掘自身的价值。而走出来的人，很多时候也被社会拦回去。

　　进步并不是没有，改善并不是没有希望，《纽约时报》在报道导盲犬问题的同时也写道：

　　残障人服务动物的短缺，只是中国提升残障人生活水平的优劣参半记录的一部分。该国已经在某些方面上有所进步。

　　The lack of service animals is part of China’s mixed record of improving the lives of its disabled citizens. The country has made progress in some ways.

　　5月13日，王振耀主持下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了《中国残疾人政策进步指数报告》，该指数由政策环境、康复服务、教育发展、支持就业等8个一级指标，以及26个二级指标构成。报告指出，在2012-2014年间，中国残疾人政策总体的进步趋势明显。

　　但王振耀认为，中国的残疾人还有巨大提升空间，中国在对待残疾人的专业知识上还存在结构性缺陷，尤其是“如何对待残疾人”的社会意识尤其缺乏。

　　这就回到了Laura文章里的问题，如果人们面对残障人士只有好奇和有意无意的粗鲁，社会条件又阻止他们出门和工作，这6%的中国人该如何更好地生活呢?■

　　原文参考：/

　　Toxic talk: Trying to lip read in China(作者Laura Gillhespy，原载BBC网站)

　　For China’s disabled, jobs are hard to find(作者William Wan，原载《华盛顿邮报》)

　　Theft of Guide Dog Underlines China’s Spotty Disability Record(作者AUSTIN RAMZY，原载《纽约时报》网站)

　　中国街头少见残障人士 学者：“须知这并不光荣”(作罗瑞垚，原载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