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听力改善运动组织近期发布了一项新的调研结果，揭示了听力障碍者遇到的问题远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多得多，甚至我们以为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改善了的一些问题，在听障者实际的感受中仍然没有太大帮助。

　　这份调研数据涉及10个国家的受访者，结果表明，在未进行听力干预的听障者中：

　　74%的人在生活中经常遇到尴尬的情景(平均超过每天3次);

　　69%的人会经常感到焦虑(平均超过每天1次);

　　64%的人认为自己被社会孤立(朋友主动邀请参与社会活动数小于每周1次);

　　59%的人经常会感觉疲劳/精疲力尽(不想参与社交活动);

　　62%的人经常感到愤怒或沮丧(其中一部分自认为有精神障碍);

　　49%的人自认为自己生活在不安全的世界里(其中一部分人认为自己对他人也不安全)。

　　早前认为，社会活跃程度与社会福利水平、国家发达程度能一定程度上解释听障者身心健康的晴雨表，但统计表明，在调研中发现美国未经干预的听障者自认为被社会抛弃的比例最高，达到了81%，这还是在良好的福利保障前提下;而西班牙人则在不安感这项指标中最高，达到了79%，而西班牙也是欧洲高福利制度国家之一。

　　调研统计显示，在意识到自己听力出现问题后，约有30%的人自我拖延就医，大多人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年龄大了而已;另有24%的人非常抵触就医，这其中大多人不承认自己的听力损失。

　　但是调研也发现，良好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医疗条件也为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提供了基础条件，统计显示，美国和英国的听障者最快寻求医疗帮助，约17%的美国人和16%的英国人在发现听力问题后1个月内就寻求医生或助听器验配师的帮助。据过去5年的数据显示，22%的爱尔兰人、18%的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会在听力受损后主动寻求医疗帮助。

　　总体而言，全球不到一半的听障人士会在听力问题发生后的6个月内寻求就医，而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则拖了一年多才就医。

　　然而调研发现，寻求就医后并非百分百都能接受治疗或听力干预，约91%的人愿意接受部分或全部治疗或干预，其中包括助听器、人工耳蜗、中耳炎手术或鼓膜修补术等等。其中爱尔兰人最不愿意接受治疗(指就诊后拒绝进一步治疗或干预)，与全球平均9%的拒绝概率相比，爱尔兰人拒绝率达到了35%。

　　拒绝进一步治疗和干预的原因大多为经济原因，其次是自尊心原因。但是经过治疗或干预的听障者中，有84%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通过他们的言语评估数据，发现识别言语的最常见问题是1、交流困难(62%);2、看电视或听收音机困难/60%);3、家人朋友经常指出他们错过的信息(51%)，这也是听力障碍人士需求最多的3个问题，大多验配师认为，能解决这3个问题就能抓住大多客户。

　　“总的来说，虽然听力损失一直在刺激我们尽快寻求医疗帮助，但是实际上大多人都是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即使处于焦虑、紧张不安或孤独的环境中，大多人也愿意拖上想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去就医，人们似乎对听不清有着很强的忍耐力。”国际听力改善运动组织的Ann-Kristin Foss说，“考虑到听力损失的治疗与干预对我们身心健康有着重大影响，我们希望更多人能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然而另一个问题也浮现出水面，无论是哪个地方，人们出现听力问题后倾向于在大型综合医院就诊而并非听力中心，这使得慢性病管理的延续性难以为继，听能管理无法得到持续实施。而听力干预是一个终身的过程，需要专门从事听力健康行业的人来服务。这在全球都是一个复杂的流程问题，许多人前往医院后又需要前往听力诊所或听力中心，他们大多人无法分清这二者的区别。

　　调研发现，大多人其实已经意识到听力损失会影响人体整体健康，比如和抑郁症等疾病的关联，但民众为什么不重视呢，这是我们要反思的问题，我们有时候会站在专业从业者的角度看问题，而从患者角度，可能出发点并不一样。

　　另外，约有四分之三的人不清楚听力损失与心脏健康、中风和糖尿病的关联，他们很多人都有上述疾病，但并没有检查过听力。约有80%的人不清楚未经治疗的听力损失与患痴呆症风险的关联，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即使了解，事后并未当回事，这些问题也和听损者家庭成员有关，如果家庭成员积极支持治疗和干预，那么患者的治疗和干预概率会高很多。

　　国际听力改善运动组织通过在10个国家进行调查，这项研究详细统计了听力障碍者的生活感受，揭示了世界部分地区的人们对听力损失的看法，以及为了提升生活质量如何解决听力问题。良好的福利制度，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基础。我们希望每个听力损失的人，都能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以免久拖不治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